◎李成才

   我們到達康定時，雅江還沒有解放,于是就在康定、瀘定等地工作了一段時間。1950年11月，我們正式出關去雅江，和我一起去雅江的還有五六個伙伴，我們沒有騎馬的經驗，一路翻山越嶺不知道摔了多少跤，當看到路邊一個寫著雅江字樣的牌子時，已經走了5天了。過了立牌子的地方，我逢人就問雅江縣城在哪里，當別人告訴我雅江縣城已經到了時，我感到無比驚訝，那時雅江的荒涼、遙遠、閉塞勾起了我無限的鄉愁，那個場景至今歷歷在目。

   1952年，我到雅江縣祝桑區駐點工作組工作，祝桑區轄八依絨、米龍、祝桑三個鄉。當時的祝桑區，說它與世隔絕也不為過，特別是語言，我剛到時，和當地的工作人員交流只有比手勢，好在組織上先后安排馬騰驤、楊育才等人當翻譯。那時州、縣都號召藏漢干部相互學習對方語言。

   祝桑區語言學習氛圍十分濃厚，規定藏漢同志之間互交流時藏族同志必須用漢語，而漢族同志必須說藏語。剛開始我帶著濃厚“山西味兒”的藏語和藏族同志本地味十足、張冠李戴的漢語時常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后來，隨著大家一點一滴的進步，用藏漢雙語交流的能力越來越強了。我在1953年任祝桑區工作隊隊長時就基本能用藏語跟群眾交流了，每天走村串戶，發放農具，宣傳民族政策，和群眾打成一片，剛翻身得解放的群眾沐浴在幸福的陽光里，非常樂意和我們拉家常，不久，我們完全掌握了三鄉八百來戶群眾的基本情況。

   在學習藏語的過程中，我有過豐收般的喜悅，也有很多啼笑皆非的趣事。有一次上縣開大會，我要上臺匯報交流工作情況，當時縣上領導為照顧我這個漢族干部就給我找了一個翻譯。不料我們工作隊的一名同志跟縣上領導說我藏話說得可好了，不需要翻譯。這樣，在眾人詫異的目光中，我開始用藏話匯報工作。開始還比較順利，后來說到要保護森林時，一個口誤將“納烏松雄協貴”意思是“要保護好森林”說成了“納姆松雄協貴”意思是要保護好女人，引起了哄堂大笑。當然那次領導沒有批評我，同志們也沒有責怪和嘲笑我。有了這次經歷后，我更加努力的學習藏語，對常用詞進行強制記憶。經過努力，后來我獲得了“雅江縣學習藏語模范人員”稱號。學會藏語在后來的工作和生活中派上了大用場，在“四反”運動中還被選派到州上去當了會場翻譯。

   1956年初，偉大的民主改革邁開了堅實的步伐。我時任祝桑區工委書記、工作隊長。那時，群眾中私藏槍支的現象非常嚴重，而我們干部隊伍沒有進行武裝，祝桑區幾十名干部只有兩支步槍和一支手槍，手槍由我佩帶。由于我們平時工作做得細致，祝桑區在民改期間沒有發生叛亂，而其他區都不同程度的發生了叛亂。雅江三區（惡古區）的干部就遭到叛亂分子的襲擊，除了幾個干部幸存外其余全部犧牲了，我的山西老鄉——時任雅江縣委組織部長的李洛川同志就在那次匪襲事件中壯烈犧牲。收繳槍支的行動要等州上召開會議統一部署才得展開，干部的情緒出現了一些波動，同志們都說：“李書記，我們的安全就靠你腰間的那支手槍了。”我當時覺得他們說的那句話分量很重。于是決定讓工作組先到群眾家去借槍，好在我們群眾基礎很好，借到了不少的槍。

   不久，參加了州委會議的縣委書記樊洪智同志回來對我說“老李，這次州上開會讓我們開展收槍工作，你就放開手腳去干吧！”說干就干，短短幾個小時，我們就完成了祝桑鄉的收槍工作，其余兩個鄉的收槍工作不久后也完成了。

   收槍工作并非一帆風順，有個別人還是不愿意將槍交出來。當時祝桑區有三個土司，最大的叫尼瑪勒布，在收槍工作開展前，我曾經向尼瑪說過我要在他那里借槍，他跟我說過家里有三支槍，即兩支步槍、一支手槍。我們到他家中收槍時只有他兒子在家，他兒子只交了兩支長槍，還賭咒發誓說只有這兩支槍。我知道尼瑪勒布不在家，因為那幾天我安排他去康定參加學習和協商民改工作相關事宜，我沒有讓工作組的同志跟他兒子過多的爭論，打算等他回來再做工作。過了幾天，尼瑪勒布回來了，我立即上門去找他。尼瑪勒布狠狠地批評了他兒子，將手槍也交了出來。

   有了槍，我就組織干部和民改積極分子組成自衛隊，除了搞好自己區的各項工作，還不時的組織力量支援其他區，記得支援了三區8支步槍，子彈300發，手榴彈2枚。得知惡古區發生叛亂時，立即組織十幾名自衛隊員沿著雅礱江巡查，走到茨馬絨村時，發現并趕走了一名持槍分子。

   調離祝桑區后，我任雅江縣農工部部長。“四反”運動期間，工作團到四區麻郎錯鄉開展工作，由羅通達任團長，我任黨組書記。那時，叛亂分子都躲到山上去了。有一次，我穿了一件藏裝，裝成叛匪的樣子到一個叛屬家，先用藏語說了他兒子的名字，說他兒子跟我在一起，山上沒有口糧了，讓他準備些糧食并告訴了他送糧食的地點，同時我們事先安排一名隊員隱蔽在那里，就想等他來送糧食時抓他個現行。當我們趕到指定地點時，發現糧食就放在不遠的地方，但送糧食的人不見了，于是斷定可能是我們的隊員沒有隱蔽好被叛屬發現后他丟下糧食跑了。我們立即趕回那個叛屬家，發現大門已關上，我先用藏語讓他開門，他不出聲也不開門。后來我換了衣服，亮明我的身份，他開門后先是賭咒發誓不承認，直到我用物證將他揭穿后，他才低頭承認并表示一定痛改前非，第二天我們開會對他進行了教育。通過雙方不懈的努力，最后將他的兒子爭取了回來。

   后來，我在雅江任了縣委委員、縣人民政府副縣長等職。于1965年調離雅江到道孚工作直至離休。

   時光荏苒、歲月匆匆，離開雅江五十多年了，但每次回顧這段歷程，我心潮起伏，思緒萬千，百感交集。盡管我在雅江期間未能作出閃光的業績，但在雅江工作的這段時間是黨在康區建政以來最艱辛、最復雜的關鍵時期，我為能夠參與其中深感自豪。覺得自己沒有辜負當初南下時黨的重托，和當初賀龍同志對我們進藏區工作同志的希望，我在不同的崗位上，為黨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今天我離休在甘孜州雅安干休所休養，我要感謝黨的教育和培養，感謝組織對我的關愛，我將邁著“南下”光榮的步伐，繼續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