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璋 黃恩鵬

   ●20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非虛構作家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這個榮耀，是瑞典文學院對非虛構作家的高格肯定，也給“民間寫作”以最大的鼓勵。阿列克謝耶維奇站在民間立場，寫在“國家利益”驅動下的諸多個人命運。她采錄的是受歷史大事件影響的底層“小人物”的聲音，傾聽他們的“說法”，體驗國家給底層社會帶來的難以平復的生命苦難。由此，在中國興起不久的“非虛構寫作”又被重新認知。

   ●何謂“非虛構寫作”？廣義上說，是以現實元素為背景、真實反映現實的寫作，即是非虛構寫作。它首先被西方文學界重視，且完全是獨立的、忠實內心的、不服膺外來因素的寫作。這個“外來因素”，當然是指官方寫作對民間寫作的干預和遮蔽。

   ●非虛構寫作，不是寫實散文，也不是游記，它是民間敘事文本。所謂“民間敘事”，是指作家個體的寫作行為，而非集體的寫作行為，是反映現實的“見證文學”。不是冷眼旁觀，而是參與其中。體驗和驗證，是社會實證主義（個體經驗主義）驅動下的一種寫作。也可以對社會大環境下的人文生態、農業生態和自然生態的田野調查。本質上說，非虛構寫作是拓展文學觀念的進步。它讓原有視野更為寬闊，更有縱深的思想開掘與現實意義。

   非虛構寫作，關涉人文地理和社會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也由此帶來了寫作的難度：一是準確無誤的信源。作家所需的是一張精細的地圖和一塊精準的羅盤，進行縝密獨到的研究。操作態度必須一絲不茍；二是不能添枝加葉。它的真實性在于呈顯事件本身，否決主觀臆斷。編造和虛構，讓作品的性質改變。像小說般編排故事、像戲劇那樣設置懸念，都要不得。在資訊快速傳播的世界文化大環境里，寫作者要有謙遜的文化品格和巧妙的文本策略；三是囊括所有。與文本內容關聯的歷史、自然、人文，都可以為文本寫作服務。

   這三個難度，考驗作家的水準，檢驗作家的耐性，挑戰作家的能力。不能有離奇，不能有編造，不能像PS圖片那樣增添什么去掉什么，從而讓原有的色彩失真，讓原有的圖像變形、模糊。杜絕設置個人意志主導的荒誕，但不能拒絕現實或歷史存在的荒誕。當然亦不能否認特定的地理情境下出現的一些非同尋常的“特別”現象。好在，非虛構文學不以情節取勝，它要的是真實的記錄。非虛構與虛構的區別，在于具體的操作。小說家以假設和真實摻雜，揭示人類的處境和命運的問題；非虛構作家是用事實告知人們“問題”的存在，通過細節，讓我們認知、對證，消除疑慮。是“還原”世界的“觀察筆記”。

   為達到效果，作家需要取消片面性的主體認知。花些時間，邁出步子，深入實地，不厭其煩地、一遍遍地挖掘原始事件。或是陳年舊事，或是歷史典藏，或是正在進行時的社會和個體事件。把故事的碎片，拼貼成一塊完整有序的生態圖譜，厘清規則或不規則的脈絡。復活記憶，復原意識，讓心靈的方向和智性的寫實，在某個地點找到一個理想的出口。從而引人入勝，將讀者帶進一種奇異的、令人難以抵達的神秘地帶。

   普林斯頓大學新聞學教授，美國著名非虛構作家約翰·麥克菲（John McPhee）認為——非虛構作家是通過真實的人物和真實的地點與讀者溝通。如果那些人物有所發言，你就寫下他們說了什么，而不是作者決定讓他們說什么。你不能進入他們的頭腦代替他們思考，你不能采訪死人。對于不能做的事情，你可以列下一張長長的清單。而那些在這份“清單”上偷工減料的作家們，則是仗著那些嚴格執行這份清單的作家們的信譽，在“搭便車”。

   非虛構作家是行走作家，但行走作家不一定是非虛構作家。非虛構作家以親歷的寫作，比閉門造車、虛構編撰的作家更應該受到社會的尊重。或許，契訶夫的《薩哈林旅行記》是較早的非虛構作品。而愛默生、梭羅、約翰·巴勒斯、巴斯頓等自然主義作家，亦是這方面的先行者。他們以自然為師，以時代為鏡，以真實的筆錄，記載了自然天地大境，提純思想要義。文本呈現的是自然鄉土對人類情感的培育、人類自覺的心靈在天地間彌漫的道德感。它與利奧波德“生態道德觀”和約翰·繆爾“自然中心論”之理念相附合。

   主體審美視域，離不開外部世界的浸染。作為非虛構寫作者，必須尊重客觀事實，不能有所顧忌和惶懼。比如：社會惡性發展對人類精神和情感的破壞；世界觀的偏離對人類倫理道德的沖擊；大環境下的經濟競爭帶來的非常規手段的搏弈；大眾化民生本態與小眾化生存狀態之差異等等。在田野的探研和調查過程中，民生環境、人文歷史，都將活脫于文本。自由的素材，忠實的經驗，直抵時代的疼處。以獨特的語境，“敞開”許多被歷史和現實“遮蔽”的東西。非虛構寫作，不是陳年烏托邦，它是現代人類學，更是區別于意識形態主導的“報告文學”等新聞寫作。

   作家是自然生態與人文生態的關懷者、監督人，是社會變革的體驗家。但有時候，作家的行為體驗，會帶來道德困窘。面對息壤的民生，是否擾憂了其本態的生活？敘事與析理，全景式的呈現，又會不會陷入迷惘？而心境的外在延伸，又必然要展示它的客觀性——格雷安·葛林式的抵達之境，列維－斯特勞斯式的抵達之思，約翰·貝倫特的抵達之夢，奈保爾式的抵達之謎等等。超越“本我”局限，將原象意義群注入文本，是對內容負責的嚴肅寫作。唯有真實，才會讓寫作不會成為一種徒勞，才能挖掘到文學對當下社會所起到的真正作用。

   “大地紀事”非虛構作品，本著主體寫作與大地文本聯系為主旨，親歷邊緣，為社會記錄田野調查式的生存之相。精確和準確，細致和縝密，都毫不含糊。這套書由作家擔任主編，也是因為作家對作家的熟悉和了解，有針對性地約稿、有針對性地選題，關注那些不被關注的地域和群體。我們所選擇的作家，都是有著多年豐富的民間寫作經驗的作家和注重田野調查的人類學者。由此，編輯這套書的深意就不言而明了。即為了留住此時代與彼時代的記憶，讓文本有效地成為歲月變化的證詞。這些作家在珍貴的調研中，以沉靜的講述，將秘密解蔽、敞開、呈現。真實地道出了一個客觀的、具體的、不加偽飾的、被無數理念改變了的大地狀態。為我們記錄下了人們共同的記憶、一切可能的集體印象的存在。我們應該感謝這些作家以辛勤的腳力和心力，寫出他們生命中的重要作品，為我們“撈回”正在丟失的或者正在淡化了的東西——這是對“記憶之死”的搶救，亦是對“國民記憶”的搶救。

   或許，這就是我們所認知的、非虛構文本的最重要的寫作價值和存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