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加強環境保護，建設生態文明，要始終抓住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這個關鍵。要將中央有關環境保護的決策部署和工作壓力，自上而下、逐層逐級地壓緊壓實，促進地方黨委政府轉變價值導向與執政理念，從根本上、源頭上解決環境問題。同時，還要處理好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關系，努力實現二者相互促進、有機統一。

　　具體如何做？本期“5人談”邀請相關人士，探討壓實政府主體責任的新機制。

        各級河長履職盡責

        省水利廳廳長胡云：

　　強化考核才能壓實河長制

        ■王成棟

　　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要求，年底前，我省將全面落實河長制。與以往的河湖保護管理體制相比，河長制有何不同？如何考核評價河長？記者就此采訪了省水利廳廳長、省河長制辦公室主任胡云。

　　記者：為何各級河長均由地方黨政“一把手”出任？

　　胡云：原因有兩個。首先，讓黨政“一把手”出任所轄地區的河長，既是中央的要求，也是全面落實河湖保護管理“黨政同責、一崗雙責”的內在要求。其次，黨政“一把手”出任河長，變河湖治理的“部門制”為“首長制”，有助于協調部門職能，避免“九龍治水”。河流湖泊的管理和保護涉及多個部門，這些部門又互不統屬，只有黨政“一把手”出任河長，才能起到統籌協調作用，才能把河流湖泊保護好。

　　記者：河長們從哪些方面保護河流湖泊？

　　胡云：在各級河（段）長履職的同時，四川大部分地區已經明確了河湖保護管理的年度目標、問題、任務和責任“四張清單”。這意味著，今后四川的河流管理保護將更有針對性、計劃性。同時，各級黨政“一把手”出任河長，更能從全局去考量河湖保護管理。比如，為了讓跨區域的河流更清澈，在落實河長制的同時，每條河流還建立了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協調機制。

　　四川有省級十大河流，即涪江、嘉陵江、渠江、雅礱江、青衣江、長江（金沙江）、安寧河、沱江、岷江、大渡河。這些河流的流域面積大、支流多，是四川河湖生態綜合治理的關鍵和重點。我們的做法是，由副省級領導擔任河長，負責協調統籌流域性綜合治理。

　　記者：如何確保各級河長們履職盡責？

　　胡云：必須用好考核“指揮棒”，這是讓河長們履職盡責的最好范式。今年初以來，四川在省級層面相繼制定、印發了一系列與河長制相關的工作制度，省級考核、問責、激勵制度已基本形成，省級層面推進河長制各項工作制度和運行規則也基本確立。各市州、縣（市、區）也在根據自身具體情況，進行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試點。截至6月底，全省建立河長工作督察制度的縣（市、區）有105個，建立考核問責制度的80個，建立激勵機制的60個。四川覆蓋各級有關部門、區域、流域的考核督察制度正在形成。

        作好綠色發展制度設計

        綿陽市委書記彭宇行：

　　用離任生態審計扭轉錯誤政績觀

       ■鄒俊川

　　三年前，綿陽在全國率先開展縣級黨政主要領導干部離任生態審計試點。推動綠色發展，綿陽進行了哪些制度設計？記者就此采訪了綿陽市委書記彭宇行。

　　記者：綿陽為何要開展黨政主要領導干部離任生態審計？

　　彭宇行：綿陽作為國家環保模范城市和國家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之一，推進綠色發展既是天然要求，也是責任擔當。綿陽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工作，并充分發揮國家科技城產業結構比較優勢，走高端現代產業路子。目前，綿陽發展處處都有“綠色”烙印，生態保護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面對新形勢、新要求，我們主動提高踐行綠色發展理念的工作標準，聚焦制度建設。三年前，綿陽在全國率先開展縣級黨政主要領導干部離任生態審計試點，隨后在梓潼縣開展經濟責任審計和環境離任審計“二合一”試點，從根本上扭轉了縣（市區）片面追求GDP、先污染后治理的錯誤政績觀。

　　記者：綿陽如何發揮離任生態審計“指揮棒”作用？

　　彭宇行：設計離任生態審計指標時，我們突出問題導向，設計了生態空間、生態環境、生態經濟、生態文化、生態人居、生態制度等6大方面32項具體指標，讓地方黨政主要領導干部有一個清晰的參照物。

　　我們感受到，離任生態審計前期試點對領導干部起到了警醒教育作用。經過豐富和完善，綿陽出臺了《黨政主要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和環境責任審計辦法（試行）》，要求各地黨政“一把手”離任時要交一本生態賬，實行生態環境責任終身追究制。我們還把審計結果作為領導干部考核任用重要依據，強化了“指揮棒”作用。

　　記者：綿陽如何構建綠色發展制度體系？

　　彭宇行：綿陽加大生態文明考核權重，將全市劃分為山區、丘陵、平原、園區4類區域，實行差異化動態考核管理。我們建立了涪江流域水質超標扣繳和生態補償制度，讓超標者賠償、改善者受益。還建立了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聯動機制，成立了環保警務室和環保警察，實現了河長和“河道警長”全覆蓋，啟動了鄉鎮（街道）環境保護機構建設工作。

　　全方位開展綠化綿州行動，努力讓這座城市美麗抬頭可見、幸福觸手可及。目前，綿陽各項生態環境指標均居全省前列。

       產業發展打好生態牌

       寶興縣委書記石章健：

　　堅定不移走“生態立縣”之路

       ■游飛

　　雅安市寶興縣森林覆蓋率72.04%，大熊貓國家公園、蜂桶寨國家自然保護區等7大“生態敏感區”被列入禁止開發區和限制開發區。生態功能區如何對污染產業說“不”？記者就此采訪了寶興縣委書記石章健。

　　記者：寶興縣在生態保護中取得哪些成效？

　　石章健：近年來，寶興縣始終把良好的生態環境作為最突出的競爭優勢，堅定不移走“生態立縣”之路，努力構建全社會參與生態保護的大格局。通過規劃引領、協調管理、科學決策三項機制，實施替代生計、生態建設、綠色經濟三大工程，努力構建長江上游生態屏障，促進經濟社會與自然和諧發展。寶興縣先后被納入第六批全國生態文明建設試點、全省首批生態紅線劃定試點、大熊貓國家公園體制試點等。

　　記者：生態功能區如何對污染產業說“不”？

　　石章健：寶興縣科學劃分區域功能，將全縣劃分為北部生態保護區、西部農業發展區、中部城市化功能區、中南部工業集中區和南部農業發展區。在生態保護區范圍內，一要禁止發展工業，適度發展旅游業；二要嚴格落實準入制度，實行產業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入駐企業進行嚴格的環保審查，堅決拒絕高污染高耗能企業進駐；三要堅決淘汰禁止類產業，對限制類產業啟動改造提升工作，對負面清單中要求淘汰的禁止類產業立即關停，對限時退出的產業制定工作方案并啟動退出程序；四要強化環保監管執法，對前期手續資料不齊的企業進行清查，在其未完善環評等手續之前停產整頓。生態保護區內的“散亂污”企業實行斷電停產，并啟動搬遷和拆除工作。

　　記者：如何協調產業發展和生態保護？

　　石章健：寶興縣經濟發展堅持農業有機化、工業綠色化、旅游生態化。一是做精有機農業，全縣有機（轉換）產品35個、有機認證面積3萬畝，已創建為“國家有機產品認證示范縣”。二是做強綠色工業，通過技術創新，建成一批具有示范帶動效應的資源節約型、安全環保型、礦企和諧型企業，不斷完善廢渣廢漿循環利用設施，實現了漢白玉資源綜合利用、廢渣廢水零排放。三是做活生態旅游，2016 年全縣共接待游客154.76萬人次，實現旅游綜合收入13.04億元，分別同比增長29%和67%。

        從源頭上預防污染

        四川省環科院科技咨詢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紀曉夢：

　　筑好環評這道“防火墻”

        ■殷鵬

　　環境影響評價簡稱“環評”，被視為從源頭上預防和控制環境污染的“防火墻”。如何讓環評為我省環境保護保駕護航？記者就此采訪了四川省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科技咨詢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紀曉夢。

　　記者：環評為何被稱為“防火墻”，其意義在哪？

　　紀曉夢：環評是對規劃和建設項目實施后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進行分析、預測和評估，提出預防或減輕不良環境影響的對策和措施，進行跟蹤監測的方法與制度。環評被稱為環境保護中的“防火墻”，這個比喻生動且準確。

　　1979年《環境保護法(試行)》提出開展環境影響評價，2003年我國出臺《環境影響評價法》，2016年9月1日修訂后的《環境影響評價法》施行。環評制度的不斷完善，對我省預防規劃和建設項目實施后的不良環境影響，控制和減少環境風險，促進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等意義重大。

　　記者：我省環評現狀如何，實踐中是否遇到障礙？

　　紀曉夢：過去有些地區不太重視環保工作，可能存在“先上車后補票”現象。2015年國家和省政府出臺一系列相關規定后，我省已基本清理和整頓了違法違規建設項目。目前主要問題是，部分項目實施單位未完全按照環評文件的要求，建設環保設施和采取控制污染的環保措施。

　　環評既要“踩剎車”，也要“轟油門”，既要守住底線，也要支持發展。對符合產業政策并具有環境可行性的項目，加快審批進度；對屬于國家明令禁止和嚴重違反產業政策以及不具環境可行性的項目，堅決說“不”。

　　記者：我省如何用好環評這道“防火墻”？

　　紀曉夢：環評不斷調整適應改變的形勢。環保部《“十三五”環境影響評價改革實施方案》提出，明確戰略環評、規劃環評、項目環評的定位、功能、相互關系和工作機制，推動戰略和規劃環評落地。

　　環評本身就是很好的“防火墻”，環評報告編制單位在報告中詳細分析了規劃或項目對環境的影響，并提出詳細的對策措施。但如果建設實施主體不重視，不按環評中的污染防治措施去實施，環評就是空談。所以，應加強規劃和項目建設主體的環保意識，真正明白“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含義，才能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中找到平衡點，才能用好環評這道“防火墻”。

       形成正確的執政導向

       成都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譚欽文:

　　用“綠色標尺”倒逼發展轉型

        ■蔣君芳 史曉露

　　當前，綠色發展理念已深入人心，如何把綠色發展和污染防治納入各級黨委政府的政績考核體系？記者采訪了成都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譚欽文。

　　記者：為什么要建立污染防治和綠色發展考核體系？

　　譚欽文：在政績考核上，我們更多地關注經濟總量和發展速度，客觀上形成了“以GDP論英雄”的評價導向，造成資源過度開發、環境污染加劇等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被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為了推進綠色發展，亟須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用一把“綠色標尺”來倒逼發展轉型，檢驗發展質效。對地方政府而言，建立綠色發展的目標考核體系，可以引導和督促各級領導干部形成正確的執政導向，強化對綠色發展的剛性執行力。

　　記者：如何細化考核，壓實政府的環保主體責任？

　　譚欽文：考核需要明確“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沒有達到目標怎么辦”等一系列問題。去年12月，國家印發了《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和《生態文明建設考核目標體系》，為開展生態文明建設評價考核提供了基本依據。

　　接下來，各地政府應根據當地產業結構、發展階段和環境容量，建立科學的綠色政績考核體系。除了設置基礎性指標外，應在綠色發展攻堅點上設置突破性指標，在綠色發展的底線上設置約束性指標，比如，環境保護財政支出占GDP比重、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等。嚴格逗硬獎懲，將綠色發展評價考核結果，作為各單位黨政領導班子調整和領導干部選拔任用、獎勵懲戒的重要依據。

　　記者：成都在污染防治和綠色發展方面建立了哪些考核機制？

　　譚欽文：成都已將生態環境保護納入市委、市政府綜合目標考核，每年向區（市）縣和市級部門下達環保工作目標，從“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水污染防治工作”“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環境保護督察工作”四方面增加了環保考核權重。同時，完善區（市）縣環境質量改善考核激勵機制，實施跨界斷面水質超標資金扣繳制度，出臺《成都市環境空氣質量考核激勵辦法》，通過強化考核，層層壓實責任。對未完成總量減排任務的區（市）縣和部門，嚴格實行“一票否決”。